知白守黑

（注：这是一篇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文章。生性疏懒，因而少有长文。主编《观察》三年多，多少有些思考，今次也算是做个总结。）

众声喧哗中我们追求理性的表达

       ——对《佛山日报》时评版《观察》编辑理念的阐释

    2004年4月26日，《佛山日报》时评版《观察》正式出版。毋庸讳言，其时，尽管国内多家报纸早已开设了时评专版，但这些报纸大多属于都市报、晚报、青年报、商报等非党报系列，而党报，特别是对于地市级党报，一般而言，对时评专版似乎不约而同的均抱以谨慎的态度，或者根本没有时评，或者有也仅仅是以专栏的形式出现（这也使时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种点缀）。其中原因对于业内人士自然不难理解，亦无需笔者赘言。

    那么地市级党报为什么，以及有何必要开设时评专版？就《观察》而言，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佛山日报》而言，《观察》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观察》的角色设计和功能定位。

一：《观察》之功能：理解、分析、诠释、批评

    地市级党报为什么，以及有何必要开设时评专版？对此，当然可以简单的回答，是为了加强舆论引导。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回答显然太过政治正确，太过务虚，太过理论，也太过空洞。

    毋庸讳言，地市级党报开设时评专版，固然不无加强舆论引导的需要，但同时也是报纸市场化竞争和生存的必然选择。如果回避市场化竞争的问题，而仅仅政治正确的片面强调“加强舆论引导”的必要性，则很可能使地市级党报时评专版的角色设计与功能定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和错位，并很可能最终造成版面的形同虚设，可有可无。

    笔者以为，新时期报纸时评版的广泛出现和繁荣，其根本原因在于读者利益诉求的需要。这也就意味着地市级党报的时评版，同样需要对读者的利益诉求给予必要的尊重和积极的回应。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谈得上舆论引导的问题。

    那么，何为读者的利益诉求？为什么这种利益诉求的需要会表现为对时事评论的需要？要详尽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也非三言两语所能够。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笔者无意赘述，而只想简单指出，宏观而言，读者利益诉求的需要可谓国家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

    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甚至可以说漫长的历史过程。思想解放、自由民主、法制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更替、社会转型等等，时代的渐进无疑意味着，从思想到制度，从观念到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在不断发生着日益深刻、本质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整个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

    在这个过程中，公民个人不再是改革被动的旁观者和参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渴望成为改革的影响者和主导者。这样一种积极的心态也就使其对时事变化更为关注。大家不仅需要知道“是什么？”，更需要知道“为什么？”；不仅需要知道“当下为何？”，更渴望知道“未来应如何？”。换句话说，作为媒介传播的受众，报纸的读者不仅需要新闻事实，更需要对事实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于是，时评潜在的市场也就由此而生。

    作为地市级党报《佛山日报》的时评专版，《观察》的角色设计和功能定位固然着眼于加强舆论引导，但同时也是基于对“时评”的上述理解。《观察》作为报纸的一个相对独立（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题材选择、议题设置以及功能作用方面）的板块，其主要角色形象和功能作用显然应当在于对新闻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即《观察》必须着眼于“为什么？”，以及“未来应如何？”，从而对新闻事实作出理性的价值判断，发表立场鲜明的观点。

    从上述意义而言，《观察》的质量与水平，也就取决于对“为什么？”的理解和回答，以及对“未来会如何？”的分析、判断、把握。

    就时代历史演进的宏观走势而言，笔者以为，可以约略概括为：专制向民主的转变；人治向法制的转变；权力向权利的转变；身份向契约的转变；等级尊卑向权利平等的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价值及利益的单一向多元的转变等等。简而言之，即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现实世界自然会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矛盾的多极性、利益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立场站位的差异性，诸般因素都将客观上增加党报舆论引导的难度；同时也意味着读者对时评质量的更高要求。

    也因此，《观察》即不能满足于简单、肤浅、孤立的一事一议，就事说事；也不能止步于某种时髦理论的普及，基本价值的肯定，流行观念的贩卖；相反《观察》必须力求在宏观历史的客观走向中，把握微观现实的实践流变，以及可能的曲折、迂回的发展、前进的轨迹，从而力求做到在正确的时间，以及正确的历史演进的节点，即是政治正确，也是历史正确的言说。

    换句化说，《观察》更强调历史的思考，而非纯粹理论的或者说是法理的思考。即《观察》拒绝任何仅仅从理论出发，因而可能是脱离现实的、超前的理想主义的批判，以及滞后于时代的教条、僵化的说教。毋庸讳言，《观察》不敢说已经实现了上述目标，事实上，上述目标的实现对于《观察》而言，或许永远都将是努力的方向。

    对于《观察》而言，一个可能的问题还在于，作为地市级党报的时评专版，应该在多大的时空范围内，关注时代变化的微观细节，以及其可能反映的宏观走势？换句话说，地市级党报的时评是否应当“本地化”？以及又该如何理解所谓的“本地化”？

    随着新时期时评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时评专版在地市一级报纸（包括党报、都市报、晚报、青年报等等系列的报纸）的普遍开花，时评“本地化”也成了流行的一时的主流意见，持此论者一般而言都强调地市级报纸的时评就应当更多的关注本阜新闻，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以新闻发生的时空、地域为标准，而非以新闻的问题价值和意义为标准，从而选择题材、设置议题的所谓时评的“本地化”，究其实可以说是走进了“本地化”的误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时评本地化的意见可以说是在新闻本地化的惯性思维下的惰性结论。

    客观而言，地市级报纸强调新闻本地化自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方面固然有相对而言读者会更为关注本阜新闻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需看到，在自身力量和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地市级报纸事实上根本无从和省级以及全国性报纸，全方位的展开新闻竞争，因此其也就尤为需要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力争彰显地方特色，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在和全国及省级媒体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市场空间和位置。

    但是时评和新闻报道对报纸而言角色各异，功能不同，如果说新闻关注的是“事实”，时评则可以说关注的是“事实”背后的“问题”，因此对时评而言，其题材选择、议题设置的标准就不应当仅仅着眼于“事实”层面，而应当着眼于“问题”层面。其更需要考虑的是“事实”具有的问题价值和意义，而非“事实”发生的地域范围。从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时评有所谓的本地化，那也应当是指“问题”的本地化，而非“事实”的本地化。

    此外亦需看到，今天人们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日益延伸、扩展，因此很难相信，读者对新闻的关注还会仅仅局限于日常所属的地域范围。事实上，读者同样关注外阜新闻，特别是那些有着全国，甚至全球性影响的新闻。时评相对于新闻报道，就其实践而言，显然更有可能在地市报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突破地域局限，而将自己的视野尽可能的放大。如此，则在关注“问题”的同时，亦相应的向读者传播了更多的“事实” 信息，从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市级报纸信息量的相对不足，以满足读者更为广泛的信息需求，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呢？

二：“公民写作”与“精英写作”

    在《观察》一周年纪念日，作为《观察》主编，我首次公开撰文明确提出了《观察》所持守的编辑理念：“众声喧哗中我们追求理性的表达”。

    在主编《观察》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也曾经多次在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里用下述说法表达过这一理念，即“我喜欢心平气和讲道理”。

    然而，应当承认，就《观察》的编辑理念而言，上述两种表述都失之于太过概括、抽象、简单，因而也很容易予人以空洞无物之感。目前，在《观察》酝酿再次改版之时，我感到有必要对《观察》的编辑理念进行稍微详尽的诠释，因为对这一理念的充分理解和实现，无疑将决定改版后《观察》的面貌和走向。

    这一理念的提出有两个背景。一是以都市报或者说是非党报系列报纸为主要载体的新时期时评的风起云涌，蔚然成风之现实。二是党报，特别是地市级党报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时，在都市报为代表的竞争者的挑战面前，难以继续回避的时评短板之现实。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报业市场化改革而兴起的新时期时评，同传统的以党报为代表的报纸评论（包括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等体裁），在相似的外表（即表面上看其文章体裁都是评论）下，事实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作者构成、话题选择、价值理念以及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换句话说，在笔者看来，新时期时评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极具市场竞争力和读者影响力的新型报纸评论文体的诞生，尽管不难从中看到历史的（如中国历史上的《民报》、《大公报》的社论文章等等）以及的海外媒体的评论文章的影子。这种新型评论文体大约可以以早期《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为代表，继“青年话题”之后，早期《南方都市报》的时评专版对新时期时评的发展可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的时评写作，用当时“青年话题”主持人李方的说法，即主要表现为所谓的“公民写作”。就其实际而言，其和传统党报评论文章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作者队伍不再是报社的评论员，而是社会上的一般读者；其次话题的选择不再是着眼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解读宣传，而更着眼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注重群众意见的表达和反映；再次从其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以及所采取的评说立场而言，政治正确的色彩明显淡化，而所谓的自由、权利、平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等时代的流行观念构成了主要的评论语境，民间立场也更多取代了官方的政治立场；最后其功能作用也不再是传统党报评论所具有的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当前政策方针的宣传功效，而更具有公民观点交流、思想自由表达平台的性质。

    然而，出于打造主流媒体的愿望，实现由市场化、市民化、通俗化的都市小报向时政主流媒体的转型，《南方都市报》很快就放弃了那种所谓的“公民写作”，随着李文凯的加入以及其2004年的改版，南都时评迅速走上了一条被称之为“精英写作”的道路。一大批专家、学者成为南都时评的撰稿人，南都时评也迅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随着南都时评由“公民写作”向“精英写作”的转向，其原有的评论员队伍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转而投向了其他报纸，继续实践着“公民写作”。由此亦可以反映，南都时评“精英写作”的提出，固然在一定时期内成就了自身，但整体而言，新时期时评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青年话题”的路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时期时评从整体上，表现为“公民写作”与“精英写作”并存共荣的现状。客观而言，这种现状时至今日，似乎仍未得以根本改观。

    作为地市级党委机关报，当《佛山日报》酝酿开设时评专版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新时期时评呈现为“公民写作”与“精英写作”双流并进的现实情境下，《观察》如何选择自身路径的问题？显然，对这一问题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则《观察》将难以避免失去党报本位立场，从而事实上被作者和来稿牵着走。换句话说，《观察》如果没有自身本位的、清晰的编辑理念，也就难以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自主的发挥党报应有的作用。

    严格而言，所谓“公民写作”和“精英写作”的概念，首先是从作者的身份出发而定义时评的。这种定义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科学，至少其难以说明两类写作在话题选择、价值理念、观点取舍、甚至行文风格等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或者是相同之处。

    事实上，所谓“公民写作”和“精英写作”的不同，更多的表现为，前者相对后者而言，对事物认识简单、直接，缺乏一定的历史感和哲理性；观点表达直白、肤浅，缺乏某种专业的、学术的、理论的支持。而后者相对前者而言，则容易流于理论的空谈，于现实相对的疏离，常常难免会有陈义过高，而于事无补的弊病。

    至于“公民写作”和“精英写作”的共性，则在于其对现实的批判立场。换句话说，所谓新时期时评之“评”，就其现实面相而言，更多的表现为“批评”而非“评说”。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批判立场的预设，固然在一定时期内迎合了社会转型期，读者在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中，利益诉求的心理需要，因而也带来了时评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其极端表现也呈现出了某种为批评而批评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或者说是狭隘化了报纸时评所应当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对新闻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简单化、狭隘化为了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无片面的、过分感性的（主要反映在“公民写作”中），或者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法理的批判（主要反映在“精英写作”中）。

    在此，笔者无意对新时期时评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而只是想说明，《观察》之所以选择“理性的表达”之编辑理念，其背后的某种思考。

    无论是“公民写作”还是“精英写作”，《观察》作为地市级党报的时评专版，都无法全然认同，这一方面取决于《观察》必然具有的党报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所谓“公民写作”和“精英写作”的编辑操作理念，本身都可能潜在着一定的问题。

    就“公民写作”而言，在笔者看来，所谓“公民写作”毋宁说是一种“伪公民写作”。原因无他，即使在今天，中国能否被称之为“公民社会”，依然值得商榷，而在一个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又怎么可能会有成熟的“公民写作”？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各家报纸时评版的遍地开花，随之而来的作者的缺乏，稿源的紧张，以及报纸时评本位编辑理念的缺乏或者说是模糊等等问题，共同促成了所谓的“公民写作”，已经日益演变成了社会上一批将时评第二职业化的作者，以赚取稿费为主要目地的“非职业化的非专业写作”。其日益明显的缺陷就是，即无法代表、反映真正的民间立场、草根情怀，又因为理论工具的薄弱，使其思考缺乏真正的历史理性，或者法理理性。南都的李文凯曾经称其为“知识的碎片化”，倒也不失为一种形象化的说法。

    笔者无意否定这类“非职业化的非专业写作”的正面意义，但却想指出，因为其非职业化，因此这类写作往往自觉不自觉的缺乏某种职业行为所必须具备的道德、操守、以及所应当遵循的职业规则和要求的考虑。换句话说，如果一张报纸的时评版片面追求“公民写作”，甚至以“公民写作”为版面的主体，则恐怕难以避免报纸本位立场和自身价值理念的模糊。此外，一般而言，限于作者水平有限，这类写作往往难以保证文章的水准稳定在一定的水平线上，并且从其所表达的思想观点而言，也常常会有流于民萃主义的倾向和危险。这些弊病使《观察》必然不能走“公民写作”的路径。

    就“精英写作”而言，《南方都市报》首先提出并实践“精英写作”理念，的确使新时期时评的整体水平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报纸时评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但严格而言，就南都时评版的整体构成来看，所谓“精英写作”也仅是其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而非惟一元素。事实上，南都时评版整体构成上呈现出了“公民写作”与“精英写作”共存并重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特点在其2006年10月份的改版中亦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原有板块或者说是栏目的基础上，增加了“众论”和“社论回应”。在笔者看来，这种增加无疑意味着其在保持以 “社论”和“个论”为主体的“精英写作”的同时，向“公民写作”的某种事实上的回归。值得思考的或许正是南都时评为何会有如此的回归？

    在笔者看来，这种回归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报纸时评，单纯的走南都所谓的“精英写作”之路并不可取。

    就《观察》而言，从开设之日起，就拒绝走南都版 “精英写作”的路径。这一编辑理念的选择主要有如下的考虑：首先，时评版编辑理念的确定不能脱离其所在报纸。就报纸的性质而言，《佛山日报》毕竟是党委机关报，而《南方都市报》则更加市场化、市民化，这意味着双方的外部环境、内在价值理念以及其所应具有的功能作用都不同。在现实条件下，这种不同可以理解为报纸本质属性的不同，因此也就决定了《观察》必然不能走南都时评的“精英写作”之路。其次，南都时评的“精英写作”在具体操作上采取了以高稿酬（千字500至1000元之间）吸引高端作者（主要来自于国内各高校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各专业领域的的专家、学者）的策略，在市场化经营的前提下，地市级党报理应考虑报纸的投入产出比，换句话说就是经济效益问题，由此考虑，笔者以为南都式的以高稿酬吸引高端作者的操作理念并不可取。此外，南都式的“精英写作”就其立场观点的取向而言可谓现实批判，且不无浓厚的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色彩，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立场取向和在现实政治环境下的党报属性，以及地市级党报生存的客观外部环境，有着必然的内在矛盾。以上诸种主客观原因都决定了《观察》不能走南都式的“精英写作”之路。

三：《观察》之路径：职业化的专业化写作

    在国内报纸新时期时评主要呈现为“公民写作”与“精英写作”双流并重的情况下，《观察》则从草创之时，就有意识的不断探索，力求走出一条地市级党报时评“职业化的专业化写作”路径。

    作为地市级党报的时评版，《观察》坚持“职业化写作”的编辑理念。这种“职业化写作”首先体现为主体作者的职业性。换句话说，《观察》强调版面主体文章主要由本报自己的专职评论员撰写。虽然客观上限于评论员力量的不足，就实践而言，《观察》也引入了相当一部分外部评论作者，但在《观察》出版的三年多时间里，由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仍然约略占到了《观察》所发主要文章的半数以上，可以说构成了《观察》的核心主体。

    《观察》之所以坚持“职业化写作”的编辑理念，主要原因在于地市级党报的本质属性。这样一种本质属性事实上决定了《观察》的话题设置、价值观念、立场观点、角色功能。换句话说，《观察》必然有自身党报时评的本位立场。这一立场和角色功能可以被理解、概括为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

    相对于《观察》的内在属性和本位立场而言，无论是“公民写作”还是“精英写作”，其共同特点都是“非职业化写作”。意即时评的撰写对作者而言并非职业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主要问题是，难以避免其作品的立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和《观察》本位立场的矛盾冲突；其次是诸多个人化的写作，特别是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从整体而言也难以避免其价值判断、立场观点等诸方面的矛盾、冲突和对立，如果将其作品集纳于《观察》，则很难避免《观察》本位立场的模糊和丧失。上述问题固然可以通过一定的编辑技巧予以化解，但欲在实践中做到编辑和作者之间的琴瑟和谐，显然存在着现实的困难。因此，《观察》必须避免让“非职业化写作”构成自身的主体，否则将很难避免被这种非职业化写作牵着走的被动局面，并最终丧失自身本位立场，并给人以立场模糊的感觉。

    《观察》强调自身本位立场，不仅是党报属性使然，同时也是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佛山日报》作为地市级党报，在市场上不仅面临着同城报纸的竞争，更面临着广州报业的挑战。以时评而言，同城的《珠江商报》以及广州的各家报纸均开设有时评专版，特别是较之于广州各大报纸而言，《观察》可供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版面资源均处于劣势，在此不利条件下，《观察》的竞争力何在就成了编辑理念必须回答的问题。

    《观察》对此的回答是，回到时评的核心所在，即“观点”。

    目前，报纸新闻的竞争是“观点”的竞争早已成为一般流行的看法，但何为“观点”，以及何为“观点”的竞争？似乎还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对此笔者无意全面阐释，而仅想围绕《观察》编辑理念，谈谈自己对时评之“观点”粗浅的理解。

    笔者以为，所谓新闻的“观点”意味着对新闻的价值判断。而时评相对于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等新闻报道方式而言，可以说是对新闻进行更为直白和明确的价值判断。

    时评之“观点”既然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就决定了“时评”事实上离不开某种价值标准，或者说是价值观。

    一般流行的看法是，如今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在笔者看来，事实上在一些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客观而言，时代存在着某种共识。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的不是价值的多元，而是同一。简单的说，一些现代文明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如权利、平等、人权、民主、法制、宪政、公平、正义、环保、和谐等等。

    应该说，“时评”就其整体而言所反映和体现的价值观念，也同样是这样一套早已成为时代主流话语的价值观念体系。换句话说，就价值观念而言，各家报纸的时评可谓人云亦云，彼此唱和。从这个层面而言，事实上也就并不存在所谓“观点”竞争的问题。

    “观点”的竞争，并非在基本价值观念层面的竞争，而是存在于如何进行价值判断的层面。换句化说，也就是在以现代文明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念为参照系观照现实时，如何理解、分析、诠释、批评的层面。这一思维或者说是思想活动，对于不同的思想者，由于各自的知识背景、思想理论、逻辑思辨、以及立场站位等诸方面的差异和不同，其结果也必然不尽相同。而“观点”的竞争本质上也就是那思想过程和结果的竞争。

    从这一意义而言，时评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某种观点，倒不如说是对新闻的某种理解、分析、诠释、批评。而真正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的本质上不是观点，而更是那观点由以得出的对新闻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顺带说一句，在笔者看来，南都时评操作强调“精英写作”，其背后的考量或许正是因为，一般而言，“精英”对新闻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总是比较容易达至一定的高度、深度和水准，因此也就更容易在“观点”的竞争中获胜。

    就《观察》的实践，从观点竞争的角度而言，《观察》既然选择了拒绝“精英写作”的路径，也就意味着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时评的“精英写作”。换句话说，《观察》必须以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与“精英写作”竞争读者的认同。

    可能吗？笔者的回答是：可能！

    事实上，《观察》之所以提出“众声喧哗中我们追求理性的表达”，或者说是“我喜欢心平气和讲道理”的编辑理念，并且强调“职业化的专业化写作”，主要就是针对目前时评“精英写作”存在的问题而发。

    对“精英写作”进行全面评说并非本文的主旨，笔者也无意赘言，而只想简单的指出，在笔者看来，“精英写作”的问题一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二是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色彩浓厚；三是常常趋于极端的批判现实的立场；四是“精英写作”所擅长的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是西方外来理论和话语体系，而非本土内生，因而将之应用于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时，难免会产生错位和失灵，流于理论的空谈。五是“精英写作”基本上可以说即是非职业写作，也是非专业写作，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和态度，事实上难免会使“精英”对某一具体新闻的了解流于表面和片面，从而使其评说和现实相互脱节。其极端者甚至会表现为与现实的南辕北辙或者是无的放矢。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评是易碎品，一张报纸的时评版以日日更新的易碎品而能够在读者中间形成比较鲜明的特色，以及一定的持久影响力，主要因素还在于不同的时评作品背后，那一以贯之的“理解、分析、诠释、批评”。也正因为如此，《观察》强调要针对“精英写作”的弊病或者说是不足，走自己“理解、分析、诠释、批评”之路径，即“理性表达”或者说是“心平气和讲道理”。

    具体而言，所谓“理性表达”或者说是“心平气和讲道理”有如下要点：

    一是重视对新闻事实，特别是新闻细节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并且力求在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时代的宏观背景中，把握新闻事实的本质存在，并给予分析、理解、诠释、批评，避免仅仅着眼于事实表象的理论空谈和简单的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

    二是拒绝在西方与中国、发达过家与中国等等简单的二元对比框架下立论评说。拒绝在价值判断时，仅仅简单的以西方的（就现实表现而言其常常表现为美国的）标准为标准，强调要将评论对象放置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坐标点上，然后再进行价值判断。

    三是强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拒绝使用宏大的理论命题分析微观的新闻事实。换句话说，要避免简单的使用，甚至是滥用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流行理论观念，而对具体而微的新闻事实进行定义、定性。

    四是避免陈义过高，阳春白雪。强调“观点”表达的现实性与贴近性。要明确，时评首先是对新闻进行“理解、分析、诠释、批评”，而不是要进行某种理论宣传、学术说教、思想启蒙。换句化说，是要让专业性、学术性的知识、理论为时评服务，而非使时评变成专业性、学术性知识、理论的普及工具。毕竟时评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非专业性的阅读需要，而即非写给专业人士、专家学者，也不是满足一般读者专业性学习和获得知识的需要。

 四：《观察》之批评立场

    对一新闻的“观点”表达，立场选择是前提。作为党报时评版，《观察》的立场必然要站在地方党委、政府一边，这样一种立场选择也就决定了《观察》即不能采取“公民写作”常常表现出的民间、草根的立场，也必须拒绝“精英写作”常常主张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社会的良知”的立场。

    毋庸讳言，在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不同利益群体日益形成，利益也不断重新调整和分配的社会现实下，无论是民间、草根立场，还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社会的良知”之立场，其往往对现行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和立场。笔者无意对这种立场取向进行评说，而只想指出，这种批判的立场是地市级党报的时评专版所必须警醒和拒绝的。

    当然，对上述立场的拒绝并不意味着《观察》就被动的充当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简单的扮演歌功颂德的角色，也并不意味着《观察》就拒绝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就《观察》的实践而言，事实上批评性文章一直以来都占有相当的比重。

    笔者曾经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从九江大桥坍塌看时评人的浮躁》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时评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还是以批评为武器，以推动真实存在着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如果承认是后者，则笔者以为，时评首先就必须是针对真实问题的发言，而非对那想象、猜测，以及可能的问题乱言。这样的时评，从小处说是无的放矢，难以对问题的解决产生正面促进效应；从大处言，则不无混淆视听，从而影响公众对于那真实问题所应有的理性关注和认真、严谨的思索，最终恐怕难以避免会对问题的真正解决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

    批评固然是公民个人的权利，但批评的权利不是无限的，相反总是应当和责任相伴随。时评人在批评的同时能否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而不要如此的浮躁？”

    上述表述，可以视为《观察》所一直持守的批评立场。

 五：《观察》评论员队伍的构建

    新时期时评的发展，可以说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记忆中，2004年4月，《佛山日报》开设时评专版时，时评专版应该说主要还属于都市报等非党报系列的报纸，且在地市一级报纸中亦有限。然而，时至今日，几乎可以说是无报纸没有时评专版。

    相对时评版的四处开花，客观而言，无论是报纸的评论员还是时评编辑，队伍的建设都相对滞后，仅从机构设置而言，许多报纸尚没有评论部，人员配备上也难说真正重视，甚至有报纸只靠一两个编辑，还是非专职、非资深的编辑就开设了时评专版。这样自然也就难免，编辑被作者牵着走，版面被自然来稿牵着走的现象。这样一方面难以避免不同报纸的时评版缺乏自身特色和理念彰显，从而就整体而言，出现时评同质化现象，另一方面对某报纸而言，也难以在长时段内保证时评版的质量稳定。

    笔者以为，保持《观察》的质量稳定，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即对《观察》本位立场的持守以及对编辑理念的具体实践。如果说以本报评论员为主体的“职业化写作”是《观察》坚持本位立场和实践自身编辑理念的必然要求，那么所谓“专业化写作”就是《观察》实践自身编辑理念的产物，即每一篇具体的时评作品，其质量能够稳定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必然选择。

    所谓“专业化写作”并非意指诸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专业化，而是指“时评写作”本身的专业化。它要求评论员在具体撰写和组织、编辑稿件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具体实践《观察》“理性表达”之编辑理念的操作能力。

    客观而言，要具备这种“专业化写作”的操作能力，要求评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这种素质至少包涵三个要素：

    一是对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领域中某一具体学科的专业学术素养，如哲学、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等。这种学术素养将可以使评论员比较熟练的掌握、使用一套理论框架或者说是话语体系，作为分析、诠释、评论的工具。

    二是在具有一定专业学术素养的同时，评论员还需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射猎，从而能够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知识结构。换句话说，其不仅要是专才，更需要是通才。评论员不仅要有专业认知能力，更需具有一定的“通识”。从这个角度而言，也许并非一流的专家、学者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一流的时事评论员。

    三是对于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的诸主要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评论员都必须有持续的、比较广泛的关注度，要能够及时把握、了解上述领域的变化和走向，从而力求能够对其有一定的理解、分析和诠释的能力。只有如此，评论员才能更好的适应时事评论工作。

    客观而言，上述三要素事实上对评论员个人素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就实践而言，或许要求每一位评论员都能够达到足够理想的水平并不现实。“时评”写作，必须面对丰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诸领域，因此，对于评论员个人而言，最为可能薄弱的地方就在于个人的知识结构。而要求每一位评论员都成为全能全知的评论员并不现实，事实上，就具体的评论员个人而言，其总是有其相对擅长以及薄弱的领域和题材。因此，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换句话说，要以评论员队伍的整体知识结构来弥补个人知识结构的不足。

六：结语

    在主编《观察》的过程中，我始终强调“理性的表达”，或者说是“心平气和讲道理”。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这意思就是“理性”。在结束这篇长文之前，我想有必要对这里的“理性”这一概念作一点解释。

    时评是对新闻的价值判断，并且是为了影响现实舆论的判断，从这一意义而言，笔者以为，时评注定无法，也没有理由完全超越现实时空。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可能并不会表现为某种思想观念的理想化的展开，而更是现实历史的自然演化。因此，虽然从价值追求而言，时评应当超越现实，但是从价值判断而言，时评则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过于超前于时代的发展。因此，《观察》之“理性表达”可以理解为，时评不仅应当追问法理的当然，而更应当关注历史的实然。

    究竟是时代的进步造就了时评的繁荣，还是时评的繁荣推动了时代的发展？或许前者更为准确和符合现实吧？